何艳玲等：机构改革的限度及原因

       何艳玲、李丹的论文《机构改革的限度及原因》发表在《政治学研究》2014年第3期。

内容摘要：中国机构改革存在三个限度：在内容设计层面，是任务型而非结构型改革，表现为选择性完成阶段性工作；在改革工具层面，是精简型而非调适型改革，表现为对量化工具的过度偏好；在驱动机制层面，是计划型而非回应型改革，表现为作为改革符号的周期性呈现。存在限度的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目标的“三重替代”，包括体制改革对国家制度建设的替代、行政体制改革对体制改革的替代、以及机构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替代。在替代逻辑下，机构改革不仅承担了政府变革的意义，也承担了国家变革的意义，不仅承担了政府变革的难题，也承担了国家变革的难题。突破机构改革限度，前提是立足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，启动国家制度建设，重心是机构改革从“精简化”转向“理性化”，而一个必须形成的共识是重建改革新思维。